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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辩方要证明的不是黄洋必然死于乙肝爆发，而是——林森浩投毒后，黄洋其实死于乙肝爆发的这种“可能性”是否足以排除。如果确有这种“可能性”没有被排除，那么就存在一个“合理疑点”。

　　12月8日，复旦大学投毒案二审开庭。当很多人觉得二审不会有太多的惊奇时，当天的庭审却风云突起。辩护律师找来专家证人胡志强出庭，称：黄洋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爆发性的乙型肝炎导致急性肝坏死，最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，并非N-二甲基亚硝胺中毒。

　　胡的依据是：2013年4月3日，黄洋的指标线为乙肝表面抗体为阳性，但其他两个抗体是阴性，但到6日三个抗体均变为阳性，“这种情况其他原因不可能造成，唯一的解释是黄洋感染了乙型病毒性肝炎”。此外，控辩双方还就投毒剂量、稀释程度、摄入量是否足以致死，展开了辩论。

　　这起看似“板上钉钉”的案子，居然发生如此周折，有人称：这是证据逆袭，中国法庭终于有了律政剧的翻盘情节；也有人斥之为“讼棍胡搅蛮缠”。

　　首先，胡志强这位“专家证人”在法庭上起的是什么作用？2013年施行的新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：控辩双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“有专门知识的人”出庭，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。为了贯彻法庭对抗制、无罪推定原则，法医的“鉴定”不再是“鉴定结论”，更不能直接作为定罪依据，一样要经过质证，特别是要经过新刑诉法规定的“有专门知识的人”的质疑。

　　其次，在定罪证据标准上，新《刑事诉讼法》引进了法治国家通行的“排除合理怀疑”标准。不是像以往那样控方的证据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就足够了，而是要看证据链是否还存在“合理怀疑”未被排除，如果有一个“合理疑点”没有被排除，就不能定罪，是谓“罪疑从无”。

　　所以，从理念上说，辩方要证明的不是死者黄洋必然死于乙肝爆发，而是检方所取得的证据是否足以排除——林森浩投毒后，黄洋其实死于乙肝爆发的这种“可能性”。如果确有这种“可能性”没有被排除，那么就存在一个“合理疑点”。

　　当然，“乙肝说”是否能被视为“合理疑点”，属于法院行使独立审判权的范围，围观者不能越俎代庖。通过“乙肝说”质疑检方证据链，是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合法权利，也是法治应有之义。

　　总之，既然《刑事诉讼法》已将证据标准提升到“排除合理怀疑”的高度，公安机关、检察院就应全面落实，由过去的“口供导向”转向“客观证据导向”，自觉将定罪证据落实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。这不是为“坏人开脱”，而是为了避免我们中每一个人受到不白之冤。

　　不过退一万步说，即便“死于乙肝说”能成立，林森浩也不能完全脱罪，其投毒行为一样构成犯罪，只不过刑罚会有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