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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到QQ空間據媒體報道，浙江溫嶺52輛新校車撂荒農村近1年，甚至淪為公廁，這一消息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，有人質疑、有人惋惜、也有人為52輛新校車今后的出路出謀劃策。這一事情本身的前因后果、是非曲折，還有待相關部門進一步調查核實。但新校車之所以撂荒，不外乎兩個原因：一是沒有市場需求。作為一種市場化行為，相應的市場需求調查、可行性分析必不可少，否則風險也是難以避免。二是無法獲得“校車使用許可”。拋開浙江溫嶺這一事情本身，從全國范圍看，如何使“校車使用許可”既重規范又講效率，確實有待在政策層面和實際操作層面逐步加以完善。
目前，各地對校車許可証的辦理有一套嚴格的規范要求，從保証學生生命安全的角度看，無疑非常必要。但由於辦証程序繁雜，時限過長，以至於在一些地方性的《校車安全管理辦法》出台后，很多地方的校車許可証的辦理一度出現停滯狀態，其直接的后果是，給學校校車的正常運營造成影響，也使得一些沒有獲得校車許可的黑車依舊泛濫，學生的生命安全難以得到保障。從規范管理的角度看，一味封堵並非良策，疏堵結合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。
在我國要不要發展校車服務，發展多大規模的校車服務，社會各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看法。當前，全面推進義務教育就近入學，對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進行規范，其中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方便學生就讀。盡管如此，在一些公共交通尚不發達的地區，校車仍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補充。既然校車有其存在的必要，嚴格規范校車使用就顯得格外重要，畢竟學生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，在確保學生安全的前提下提供校車服務是人們的一個共同期待。
就“校車使用許可”的審核而言，單單依靠教育行政部門顯然是遠遠不夠的。因此，在“校車使用許可”上，國家明確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門、交通運輸部門等相關部門的具體職責。雖然“校車使用許可”涉及多個部門，但如何加強統籌管理、提高管理效率同樣至關重要。今年4月底，《深圳經濟特區學校安全管理條例(草案)》提交人大會議初審，其中，擬通過特區立法直接授權教育部門行使校車許可權頗為引人關注。按照《條例》的規定，市教育行政部門在收到校車使用許可申請后，分別征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門、交通運輸部門的意見，在此基礎上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決定。而國務院頒布實施的《校車安全管理條例》規定，校車使用許可主體為設區的市人民政府，也就是說，校車許可的批准與否應當由市級人民政府決定。審批主體的變化，是深圳“校車使用許可”改革的一個突破。依筆者的理解，這一變化的最大寓意在於強化教育行政部門的職能，通過降低“校車使用許可”的審批層級，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。
應當承認，深圳“校車使用許可”的審批權由市級政府轉變為市級教育行政部門，這種做法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一把雙刃劍。一方面，由於降低了“校車使用許可”的審批層級，有利於在辦理校車許可証時進一步縮短時限、提高辦証效率﹔而另一方面，如果教育行政部門審批管理不到位，把關不嚴，確有可能引發新的管理漏洞，甚至帶來新的安全隱患。因此，這一管理職能的轉變實際對教育行政部門提出了更高要求，“校車使用許可”的標准不該有任何降低，程序也不該有任何弱化。畢竟在賦予權力的同時，也意味著責任更加重大，教育行政部門應本著對學生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，嚴格把好校車入口關。從一定意義上講，“校車使用許可”既要重規范也要講效率，實際是對校車管理提出了一個新的更高的要求。
（作者系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基礎教育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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