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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11月，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，向工作了一辈子的中国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思，结果，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。“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，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，还要靠你说话呢。他们不肯放，即使我到80岁了”。沈国舫还是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顾问，今年他也表达了请辞的意思，结果对方硬拉着不放，理由是这个岗位既要中文行，又要外文行，还要知识面广。“他们说，找不到合适的人来顶替”。（《中国青年报》11月18日）

“活到老学到老”，用来描摹院士们的状态，其实已远远不够。相比当下饱受争议的延迟退休年龄，对院士们而言，即便是按延迟5到10年后的年龄退休，也仍然是奢望。一些远超退休年龄的高龄院士们，仍然不得不在岗位上发挥余热，“活到老干到老”，看来才是院士们当下最为真切写照。

诚然，院士这个头衔，的确得来殊为不易。等到真正熬成院士，即便还没垂垂老矣，多半也已接近退休年龄。这样看来，如果刚评上院士，便只能按时退休，回家含饴弄孙，还真是有“不把院士当宝贝”之嫌。尤其是当一些院士自身在团队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再加上院士本身所具备的影响力，一旦院士退休，影响力以及发言权的弱化，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利因素，显然毋庸置疑。

此外，院士称号的得来，自然少不了来自院校与科研机构各方的倾力支持，既然如此，院士称号不再只是个人荣誉，而被当作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公共资源，也就并不意外。于是，院士想要退休，院校表示反对，年满80岁仍然要站好院士岗，扛好院士这面大旗，某种程度上也不过是院士荣誉资源化的必然结果罢了。

而作为独立个体的院士，到了年龄退休与否，当然应当首先尊重其个人意愿。假如院士自身有继续发挥余热的愿望与积极性，当然再好不过，但明明院士本人已心生退意，却仅仅因为头顶的院士光环，而遭来学校的反对，甚至不得不把“终身荣誉”当成“终身工作”来干，恐怕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。

只不过，当院士不仅仅只是个人贡献与荣誉的见证，而成为了所属科研机构的牌子。对于科研机构而言，院士甚至也不再只是一位在其领域有过卓越贡献的老者，而是成了为科研机构争取更多资源和利益的“看家宝”。如此背景之下，“院士”角色与定位的异化，使其偏离了学术的本位，最终让院士们都“身不由己”，以致连退休都不能自己说了算，很大程度上，或许更需反思院士在科研体系中被错误定位，以及科研资源的分配与评审机制对于“虚名”的过度关注。

现实中，既然有了院士，便意味着可以多拿项目，多分科研经费，攸关巨大的利益，院士们还能不能继续科研工作，甚至是否还能管理科研已不再重要，只需院士还在位，项目申报将院士大名列入，便意味着成功了大半，这样的科研评审与资源分配机制，当然注定了“院士退休难”。而相比“老院士无法退休”，更令人担心的恰恰是院士身份与利益的强相关性，已然让院士遴选过程充斥了利益公关与猫腻。无论是张曙光仅差一票当选院士，还是近期曝出的院士师徒反目，其中所曝光的诸多细节，院士申报与遴选过程中，其实已然不乏类似的利益牵绊。

基于上述视点，院士退休难的背后，其实根本缘于科研的利益化，以及科研资源分配的“赢者通吃”模式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成为科研利益链上的关键“棋子”，甚至成为保障科研经费“活菩萨”的院士，难以自拔、身不由己，也就绝不意外了。

来源：跨考教育